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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宇: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日期:2019-04-02 作者:陳鴻宇 來源:南方雜志

  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確定的大灣區重要戰略定位之一。這一戰略定位,是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創新驅動,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謀劃,是對國家創新體系空間布局的科學部署。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表示,扎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工作,要以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牽引,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推進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攜手打造驅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

  深刻理解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意義

  《規劃綱要》首先明確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內涵,這就是“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因此,只有站在全球視野的高度,對標國際一流灣區,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意義。

  第一,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才能成為國際一流灣區。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委書記李希指出:“創新是第一動力,粵港澳大灣區能否比肩國際一流灣區,關鍵要看創新。”

  世界上的其他一流灣區,無論是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還是東京灣區,都是世界級城市群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強大瀕海產業集群相交融的綜合體,多樣性的資源要素在這里才能高密度配置,產生強烈的集聚和放大效應。創新理論告訴我們,創新的本質就是資源要素的重組,也就是說,要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瀕海產業集群,都離不開創新驅動,特別離不開科技創新這個第一生產力,都必須擁有世界級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眾所周知,舊金山灣區被稱為“科研灣區”。硅谷的科技公司是近40年來舊金山灣區發展的最大推力,而支撐硅谷始終走在世界研發前端的,是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一批世界名校和分布在奧克蘭一帶的高新技術企業群體。同樣道理,支撐紐約灣區長久不衰的除了曼哈頓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外,也離不開哈佛、耶魯、麻省理工等名校,以及分布在128公路沿線的美國高技術制造業。

  即使被冠以“制造灣區”的日本東京灣區,其工業迅速發展的背后是高質量教育資源和創新資源的集聚。2017年日本共有780多所大學,其中東京灣區就有225所,占比為29%,包括東京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武藏工業大學等名校。學術研究機構占全國的40%左右,研究人員數超過60%。可見,一方面國際頂尖的高等學府不斷向灣區企業輸送了大量的科技創新人才和創新成果;另一方面,大學和研究所在灣區的密集分布,也為產學研結合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擁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對建設世界一流灣區的意義所在。

  第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將極大改善我國科技創新布局,推進創新型國家的建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創新雖然有了巨大進步,但科技創新的總體布局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據科技部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監測報告2016-2017》介紹,從人力資本和研發機構的集聚水平、創新投入強度、知識創造的規模、技術成果擴散效應、對其他地區的輻射能力等指標看,目前全國僅有北京和上海初步顯現了可能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實力。

  正如《規劃綱要》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力雄厚。經濟發展水平全國領先,產業體系完備,集群優勢明顯,經濟互補性強,已經成為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加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粵港澳三地科技研發、轉化能力突出,創新要素吸引力強,具備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良好基礎。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覆蓋華南和西南的區域創新體系,將可以極大地改善國家的科技創新布局發展不平衡的狀態,加快創新型國家的建設。

  第三,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將有效地提升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水平。

  2018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時,對廣東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破除無效供給,培育創新動能,降低運營成本,推動制造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廣東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上,努力培育電子信息、綠色石化、汽車、智能家電、機器人等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綠色低碳、生物醫藥、數字經濟、新材料、海洋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加快改善供給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然而,廣東一些重要領域的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不強,產業整體水平仍然不高,低端產能過剩和高端產能不足并存,發展新動能仍然不足,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較大挑戰。

  在國家的規劃統籌指導下,廣東攜手港澳協同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將可以更好地發揮香港和澳門在構筑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科研機構和成果轉化平臺、引進國際創新團隊、共建人才高地和教育高地等方面的獨特作用,有的放矢地以港澳之長補廣東之短,以推動珠三角先進制造業與港澳的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聯合打造一批產業鏈條完善,輻射帶動能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而有效提升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水平。

  優化區域創新環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關鍵

  《規劃綱要》提出,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要充分發揮粵港澳科技和產業優勢,積極吸引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建設開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區域創新體系。要支持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重要科研機構和重大創新平臺在大灣區布局建設。要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粵港澳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協同創新平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要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建設培育一批產業技術創新平臺、制造業創新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

  與國際一流灣區的科技創新中心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雖然已具備一定條件,但進展仍有待加快。特別是科創成果的轉化率不夠高,對大灣區產業轉型的引領拉動作用還不夠顯著,中高端的科技創新資源和科技成果在大灣區內仍需解決“聚得起”和“流得動”的問題。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成果轉化的政府理念方面,粵港澳三地需要解決科技創新的理念差異等問題;三地科創管理機構設置和功能發揮不平衡,對成果轉化缺乏經驗和手段。第二,在整合科技創新資源成果的“人流”方面,灣區整體創新環境有待完善,創新人才和團隊需增強內聚力。第三,在協同創新的“物流”方面,三地大科學裝置和科研設備需要破題共享問題。第四,在協同創新的“資金流”方面,三地需要解決對成果轉化的資金投入保障問題。第五,在協同創新的“信息流”方面,粵港澳三地間需要解決信息壁壘,共享創新資源和大數據等。上述問題歸集起來,還是在于粵港澳三地三個關稅區,實行三種不同的法律、稅務制度,需要解決體制機制問題。

  解決上述問題,關鍵在于按照《規劃綱要》的要求,從深化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改革入手,全面優化區域創新環境。一是加強科技創新合作,組織引導重點企業、科研機構、高校深化產學研的合作,協同構建高水平的專業轉化系統,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成果的轉化基地。二是推進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突出抓好綜合性的國家科學中心創建工作,高標準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中新廣州知識城、南沙技術科技創新產業基地、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等重大創新載體。三是營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社會環境,推進創新資源高效協同的開放共享,研究實施促進大灣區出入境、工作、居住、稅收、物流等更加便利的政策措施,與港澳合作,構建多元化、國際化、跨區域的科技創新投資體系。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創新機制、完善環境,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成果轉化基地。支持粵港澳在創業孵化、科技金融、成果轉化、國際技術轉讓、科技服務業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共建國家級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和粵港澳青年創業就業基地等成果轉化平臺。”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涉及領域廣、任務重。為了充分發揮粵港澳科技和產業優勢,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積極吸引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建設開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區域創新體系,突破科研成果轉化這“最后一公里”,就顯得特別重要。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設立大灣區產學研協調促進機構,作為協調大灣區科研成果轉化工作的常設主管機構,由國家相關部門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派員組成參與。下設專門的辦事機構,主要負責大灣區產學研合作和科研成果轉化的規劃、項目申報、融資、法務、品牌、資質認證等公共性服務事務。負責建立特別合作區的大數據共享平臺、科技服務共享平臺、知識產權服務共享平臺、品牌和質量檢測共享平臺。

  第二,按照先行試點、易于監管、積累經驗、復制推廣的原則,明確劃定珠三角九市若干地域為特別合作區,構筑全封閉監管的科研成果轉化平臺。

  第三,授予各成果轉化平臺特事特辦、先行先試政策。一是給予各平臺省級經濟管理權限。二是允許上述各平臺的海關監管區域實行部分自貿港政策。三是在用地、用海、改變土地用途等方面享有更為寬松的政策。四是允許率先探索落實《規劃綱要》中鼓勵產學研深度合作的各項政策。如內地科研人員一次審批,一年多次往返港澳,放寬在港澳停留的時間限制;對在各平臺工作的港澳居民先行實行居住證制度,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面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全面整合粵港澳三地政府各項科研引導性基金,設立大灣區科研成果轉化聯合基金;允許內地和港澳特區政府的科研補貼、基金跨境使用,鼓勵引導香港、澳門資本投資設立創投風投機構;從香港、澳門進口到大灣區各成果轉化平臺的科研設備、儀器、研究材料予以入境免稅優惠;鼓勵港澳高校到內地獨辦或聯辦產業研究院等新型研發機構,支持粵港澳大學聯盟實體化,新組建2~3所大灣區聯合大學等。

  ◎陳鴻宇(廣東省委黨校教授)

(編輯:劉澤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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